周恩来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

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

在西安，他利用一切场合，和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西北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指出打仗对救张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学良终有一天能回来的。

他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坚持执行甲案，和平解决；特别是做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只是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出兵，否则便要和共产党决裂。

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王以哲，并拟定了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名字。

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杨虎城无论支持东北军的主和派或主战派，都会使东北军的内乱演变成西安以至关中的自相残杀，国民党中央军便会乘虚而入。

万一他们扣押周恩来、杨虎城，用武力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投降，内战必将重开，西安事变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共产党和张、杨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冒着危险赶到王以哲住宅。王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

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同志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

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执行甲案。

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前线向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杨虎城对处置凶手感到为难。

周恩来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于2月4日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从而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同时也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动作，最终保证了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

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三位一体不复存在。

周恩来坚韧不拔，竭尽全力做友军的工作，建议取消同志会等进步组织，减少目标，保护左派，维护团结，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抗日保存更多的力量。

“二·二”事件后，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

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博古早已离开西安)，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

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

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保不再开始“剿共”。

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的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

他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这种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也使国民党不敢轻视，从而保证了西安和平局面的到来。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

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自从张学良被扣押之后，蒋介石就对他手下的东北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吸收和改编，很快将这支几乎达到了二十万兵力的军队收为己用，这是东北军的命运。

那么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杨虎城并没有被扣留甚至还拥有着原来的职位，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是否会发生变化？

西安事变后西北军的领导人杨虎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的尴尬，尤其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在南京之后，东北军被蒋介石控制住，而他的西北军也开始变得举步维艰起来。

西安事变的西北军让杨虎城左右为难，他不能指望向原来设想的那样形成新的局面，同时又对手下的西北军有着深深的愧疚。

不久之后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他辞去了身上的职务，然后被安排出国考察。其实这只是蒋介石为了吸收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的一种手段而已。

从此之后西安事变后的西北军走上了和东北军相差无几的道路，然后不停的被蒋介石拆散重整，逐渐的失去了很多的力量，最后融入到国民党军队的大团体之中。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支西北军同时也是所有国民党军队中，包含共产党人数最多的队伍，很多将领都通过各种手段加入了共产党。

只是在这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人很早就被蒋介石收买，在西安事变之后一些西北军很快就投到了蒋介石的队伍之中。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西北军还是被蒋介石重新进行了整编，一些原来的队伍也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