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释放政治犯;

·5、红军武器弹药和给养由国民政府补充;

·6、驻地如有土匪扰乱治安或社会秩序，红军有权给予镇压;

·7、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由国民政府负责;

·8、若有老弱病残者或探亲者返乡，所在地政府不得歧视，应当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发生争议，交由红军办事处处理;

·9、过去没收红军指战员的土地、房屋一律归还原主，被罚之款，如数退赔;

·10、红军指战员家属一律享受抗日军人家属待遇;

·11、红军游击队集合途中，国民党军队不得堵截和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

·12、上述条款限于鄂豫皖地区，凡属全国性的问题和红军番号的最后确定，应由两党中央决定。

作为对应，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八项条款：

一、不经许可不许扩兵;

·二、不打土豪;

·三、不破坏交通;

·四、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

·五、彼此不得报复以前的仇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以利抗日;

·六、友军集中后不得在各地保留便衣队;

·七、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

·八、鄂豫皖红军所有人员包括便衣队一律于三个月内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2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高敬亭以红28军“军政治部李主任“身份和李守义的化名，与何耀榜代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出席签字仪式。

高敬亭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至此，实现了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国共合作。

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过程，也是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从反对国民党“清剿“的游击战争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转变过程。

在这个历史性转变当中，红28军领导人自觉学习、深入领会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采取了较为妥当的方式，使鄂豫皖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及时跟上了全国形势发展和全党斗争方针的转变，较好地把握了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在与党中央长期隔绝联系，斗争形势极为艰险复杂的情况下，能够自觉完成这个转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红军指战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转不过这个弯子，这是因为他们对国民党长期的残酷的“清剿“，屠杀共产党员，红军伤病员、人民群众的罪恶恨之入骨，根本不相信国民党能和共产党坐下来谈判，别说还要“共同抗日“，有个别人甚至产生“革命到底“的想法。

为了使广大党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真正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迅速统一到党的联合抗日的斗争旗帜下来，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1937年7月底，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召开了干部会议。

会议着重阐明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举国一致抗敌御辱的必要性，统一了与会人员的认识。同时，会议提出要提高警惕性，防止国民党背信弃义，搞突然袭击。

会后，高敬亭分别派出人员到鄂豫皖游击区各地所属部队、地方武装和便衣队进行传达，宣传党的联合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国共合作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边区人民和部队指战员们能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和家庭的牺牲暂且放在一边，以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传达了各部队向七里坪集中的指示，为了确保部队集中的安全和顺利，重新规定了各部队的集中时间和行动路线。

8月底，高敬亭派胡继亭、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第2分队去平汉路西，向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传达了国共合作的精神和进展。

9月中旬，红28军所属各部队以及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陆续向以黄安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集中。

部队在开进途中，以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的名义沿途张贴布告，既是政治宣传，也是集合队伍的口号，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官兵都知道，红军游击队为了进行抗日，与国民党军进行合作，绝对不是投降国民党。

并且可以使愿意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志士仁人和失散的原红军指战员迅速集中起来参加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