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五大之后，其对外政策开始趋于强硬。中央红军撤退到陕北，中央军势力进入西南、西北地区，蒋介石此时对统一信心满满。

从1936年开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秘密谈判，但是一直未有实质进展。1936年虽然中日间未曾发生什么冲突，但是国内并不太平。

就在国民政府的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远在西北的东北军开始和中共及红军秘密接触，并逐渐建立友好关系，三位一体的军政格局萌芽出现。

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更是早就与中共取得联系，西北的局势对国民政府来说越来越不利。

1936年6月至9月的两广事变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

两广事变刚刚平息，绥远战事又起，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方面的宁夏战役失败，无奈之下西路军只得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向西进军。

1936年12月，就在一切看似都平息了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无论西安事变的爆发原因如何，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来说，此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在西安事变解决的过程中，中共方面在其中进行斡旋，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对蒋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并不乐观，中央军几十个师分成四个集团军，对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形成围攻之势。

此时张学良身陷囹圄，杨虎城在西安无法完全指挥东北军，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人也是举棋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为了自身发展考虑、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决定和平解决陕甘善后问题，向国民党做出适当妥协。

从1937年1月开始，中共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谈判，曲折艰难，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两党谈判才取得实质性成果。

到了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正式形成。这个漫长的谈判过程，对于两党的政治智慧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937年1月，中共向国民党做出让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甘地区在短时间内维持了三位一体的军政格局。

此时中共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已经公开接触，南京方面对于此种局面无法容忍。

早在西安事变发生之时，中央军樊崧甫部便抢先占据了潼关，此后便牢牢控制着这个战略要地。

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整理陕甘军事办法》，此后中央军四个集团军大军压向西安。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西安方面开始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谈判。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尽管他会不时释放一些友好信号。

但是总的来说，蒋介石对三位一体的局面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他坚决扣留张学良，不许其回到东北军中。

与此同时，他还对杨虎城施展多种手段，分化第十七路军，分化东北军。

中共方面在1937年1月也与国民党保持着接触，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陕甘善后问题。

中共希望能够尽量维持三位一体的局面。但形势急转直下，西路军惨败的消息传来。

东北军高层也越来越趋于向蒋妥协，杨虎城骑虎难下。

恰恰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1月20日对中共的重要指示在1月22日（另说在1月23日）传来，中共中央在1月24日召开专门会议对此进行讨论。

该指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了此前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二是建议中共中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

该指示的核心思想是要求中共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

此次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相比于上一次1936年8月的指示来说，要求更加明确，中共方面已经没什么争辩的余地了。

此时无论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看，还是从现实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中共都很难继续维持三位一体的局面。

因此在1937年1月27日晚，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决定：对南京方面作出让步。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等人致电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称：“（甲）无论从那一面来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

西安事变后陕甘混乱的局面在1937年2月宣告结束，最终，三位一体格局被蒋瓦解；杨虎城主动辞职，准备出国考察；东北军被东调豫皖，接受中央整编。

此一结果，纵然是中共方面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实上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1937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对蒋让步，全力说服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撤兵。

蒋介石当然知道中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他却仍然对中共充满了猜忌，对中共的态度未能有根本性转变。

1月30日，顾祝同和周恩来在西安会谈，蒋介石便指示顾说：

“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绝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如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