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后来竟得到了66军的祝极响应。

这真是人生快事。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么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

至于66军方面，准备磨一磨嘴皮子，想来不至于调不动。

谁知66军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

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

而且，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呆在敌后钻山林。

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响应，其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

薛岳得到意外的一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叶肇借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日后的战斗证明，当薛岳与松浦淳六郎直打到最后5分钟时，要不是66军，要不是先前强留的74军和187师，薛岳的万家岭大捷不过是天方夜谭，充其量也只能是兰封会战围而难歼的翻版。

万家岭大捷，也使66军增色不少。66军中间经过一次补充，各师人事稍有更动。

159师师长谭邃调升副军长，以副师长陈骥升充师长，1939年1月，160师师长华振中，因与叶不睦被调，以副师长宋士台升充师长。

是年冬，敌人分兵进攻广东，未几广州陷敌，余汉谋乃籍兵力不足为名，向中央请调回粤系64、66两个军返粤参加作战。

66军于1939年春，奉命调回粤北的新丰、龙门一带。

原在广东的151师林伟俦部同时也拨入66军建制，以后就地开始整训；并同时派部队在牛背脊罗浮山一带作战。

1939年秋末，军长叶肇调升37集团军总司令，仍辖66军，遗军长缺以副军长谭邃升充，副军长缺以159师师长陈骥调升。

1939年10月谭病故，陈骥升任军长。159师师长缺以副师长官祎升充，同时各师取消旅制改为一师辖三个步兵团，一个补充团制。

1939年冬，该军除151师林伟俦部留驻粤北外，全军奉调广西柳州参加第一次桂南会战。

当时159师一个团拨归第五军杜聿明指挥，在炮兵掩护下，经几次冲锋，攻破敌阵昆仑关。

不久敌人由南宁调集兵力，准备从永淳渡河向我左翼包抄，阵前战区指挥当局，经命令叶肇率领66军赶去永淳布防，阻止敌人此种企图。

叶肇错误地判敌不会此举，而迟迟未果开拔。当发现敌人部队已越过永淳河向宾阳进迫时，叶肇乃匆忙间带66军陈骥部（缺159师临时指挥110师）两个师，赶赴截击。

但敌人主力已迫近宾阳，我后方战线大受威胁。此时军心惶慌，秩序紊乱，部队纷纷向武鸣、忻城溃退，沿途受到敌军追击和敌机空袭，损失惨重。

桂南战役惨败结束后，蒋介石亲到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叶肇不听命令，误失戎机，撤职扣留解办。

66军军长陈骥、160师师长宋士台作战不力，均撤职查办。

第37集团军总部、66军军部，均撤销番号。以后该军所辖的159、160师，奉命调回广东粤北一带，归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监督整训。

几个月后159师拨入64军建制，160师拨入65军建制，原留在粤北的151师拨入62军建制，粤系的66军，从此就宣告解体了。

粤军83军的前身是粤系军阀余汉谋所属部队一部。

1926年7月，粤系第4军、第5军主力参加北伐后，各留一部留守广东后方。

1928年春，国民党军改为路军编制制度后，留在广东的粤系部队被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29年3月，国民政府在军事编遣会议后，将第8路军部队合编为3个军十余个师。

1936年6月，在“两广事变”后，余汉谋倒戈拥蒋，被任命为第8路军总指挥。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第8路军的第154师、第156师合编为第83军，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

该军由邓龙光任军长，下辖：第154师，巫剑雄任师长;第156师，邓龙光兼任师长。

该军组成后，奉命由广东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

此次作战后，该军退至南京郊区组织防御，并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1938年9月，邓龙光升任为第29军团副军团长后，莫希德继任军长。同时，将国民革命军第62军第151师调归该军。

此时，该军下辖：第151师，李卓元任师长;第154师，梁世骥任师长;第156师，王德全任师长。

同年底，该军在进行广东战役时，由于军长莫希德指挥不当，部队受到重大伤亡，阵地失守。

战后，莫希德被押送重庆治罪。1939年初，该军建制和番号被撤消，第151师改隶国民革命军第66军;第154师改隶国民革命军第63军;第156师回归国民革命军第64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