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将军说：“不必了，万一有特别重大事情，可同仰之(冯治安)商量。”

就这样，张将军当晚就给冯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六于快活铺。”

这是一封语重千钧的绝命书，忠贞之气，溢于言表，说明他死志已决，义无反顾。

1990年我曾作了一幅画①，即以此为题材，题名《渡河前夕——悼念张自忠将军》，题诗二绝：

“公毋渡河竟渡河，读公遗书泪滂沱。通篇不作儿女语，赓续文山正气歌。”“襄河浮筏今何在，壮士一去不复回。长山喋血丰碑立，留与后人仰崖嵬。”

画的背景是岳武穆挥戈马上，还有他手书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7日凌晨，张将军率总部特务营和74师一个团急行30公里赶到宜城窑湾渡口，顾不得等74师主力赶到，因军情紧急，就先过河去，奔赴战场。政治部人员亦随行。

孤军深入，大家都为张将军捏一把汗，担心与各自为战的主力部队联系不上，陷入敌人包围。事情果不出所料，我们终于孤立无援地陷入了敌人的重围之中。

关于襄东战役，我在1992年写的《英雄之死——悼念张自忠将军》一文中已有所记述，这里我只记下我自突围归来的一些情况。

5月16日下午，当我们在长山与敌人激烈鏖战之际，张将军在一个小山头指挥战斗，为敌人发现，一时间头顶有敌机轮番轰炸，万炮齐发，枪弹如雨，集中打来。

张将军已经右臂负伤，仍下令总部所有带枪的留下杀敌，不带枪的文职人员向东北方向突围，到长山背后集合。

这样，我们就冒着枪林弹雨离开了他。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炮弹在四面开花，子弹在耳畔呼啸而过，都没有伤着我，翻过山头，才喘了一口气。

突围中我又与部队失散了，四面都是敌人，我好不容易遇到了丁国韩、吴宝璞、赵彬生、李祥林四个政治部的同志，一共五个人，便结伴去找队伍。

我们风餐露宿，不敢进村子，饿了就搓田里未熟的稻谷充饥，渴了就和田沟里的泥水解渴。像没头的苍蝇在小洪山里转悠了一个星期，才被127师的士兵发现。

士兵领我们到师部去见陈离(近珊)师长，陈师长留我们住了下来，才得知16日当晚敌台播出，张将军已经战死了，我们都难过得哭了，连饭都吃不下去。

在127师我们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探听到总部已回襄阳的消息，陈师长才让我们回去，每人给了50元川资。

我们跟着部队夜间穿过襄花路封锁线，经唐河、新野、南阳、邓县，才回到襄阳，找到总部。

回到军部，同志们都吃了一惊，眼光有些异样，原来他们以为我们都牺牲了，尤其是我，他们确信无疑。

因为战后，军部曾派便衣到长山战地去寻找官兵遗体，据老乡说，他们埋葬过一个长头发的黑胖青年，因为部队只有政治部的人才留长发，他们判断，那就是我。

已被认为战死的人，居然活着回来了，他们都特别高兴。可是我的衣物已无一留存，我身上只有一件棉大衣和一个日记本，一截铅笔，我已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

回忆我1938年在保卫大武汉声中参加抗日战争时，从浙江老家出来，带了一只小皮箱，装了衣物和100元钱，在火车上被人盗走了，我到了武汉，手里只拿了一份车上买的当日的报纸，情况同样狼狈。这都是我的浪漫插曲。

抗战中我失去了一切，但得到的也很多。收获最大莫过于我亲身参加了战争，而且是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里，和他共过生死患难。他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关于张自忠的死，本章有必要再费点笔墨，借以愐怀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自身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1940年5月1日至6月24日，国民党军队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枣阳、宜昌分别在武汉西北和西面的方向，宜昌在当时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襄河位于枣阳、宜昌两地区之间，襄河东、西地区地势平坦，襄樊防线一旦失守，则襄河不保，宜昌也很难防御，一旦宜昌被攻破，重庆将会受到直接威胁。

枣宜会战分为襄东战役和襄西战役两个大的阶段。

在襄东战役中，战斗从5月1日打到5月14日，日军向南瓜店方向突进，直接威胁了襄阳、宜城。

此时，军委会电令第5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要，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

张自忠率特务营和第74师主力急驰南瓜店方向堵击日军，第15日拂晓发现溃退之日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方家集。

张自忠率部猛击日军翼侧，将其斩为两截，日军被迫停止南退，集中五千余人南北夹击方家集。

张自忠率部迎战，尽力拖住该部日军，并令所部第38、第180师迅速向方家集地区靠拢，从外线实施反包围，以歼该部日军。

16日，第31集团军及第30军收复枣阳。日军更急切打通退路南逃，待其援军到达后，在6架飞机及二十余门山炮的火力掩护下，分两路拼全力向南瓜店地区发起了疯狂进攻。

张自忠率部沉着应战，官兵士气高涨，视死如归，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多次阵地失而复得。

激战到16日中午，张自忠身边仅有千余人，若此刻西渡过河或东移到大洪山区，是可以脱险的。

部下多次劝告，张自忠厉声怒喝:“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

张自忠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严令第38、第180师加速驰援。

战至14时，身边仅剩数百人，此时日军已经逼近。经过激烈冲杀和反复争夺，除总部以外的非战斗人员几乎伤亡殆尽。

日军在火力的支援下，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张自忠始终在杏仁山麓指挥作战，左肩负伤仍神色自若;后胸部又中弹，身负重伤。

到下午16时，身边只随从副官数人。张自忠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自有办法。”张自忠因伤势过重，为防落入敌手，遂拔枪自杀，壮烈殉国。

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殉国当日（1940年5月16日），由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端着轻机枪于16日夜间突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

日军则下令停止飞机轰炸，以免伤到张自忠遗体。

张自忠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

随后，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那么，抗战时期，日军为何要发动襄东作战？

四月十七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指导策略：

一、作战目的

为了确保作战地区、加强安定和进一步挫伤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军决定乘新兵团的到来，大概在五月上旬于江北地区消灭企图向我西北正面采取行动的敌军。

二、作战方针

军以江北兵团秘密做好准备，捉住敌军准备进攻的态势，采取快速奔袭给予反击，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

三、指导要领

（一）军决定利用新兵团到来之机和敌军正在准备进攻的间隙，大概在五月初一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军直辖部队的主力集结在应山及安陆附近，做好会战准备。

在会战准备期间，要避免局部的、单独的积极行动，必须贯彻和认真执行会战指导。

（二）军所要发动的攻势，固然要尽量利用敌军进攻的冲势，但如果我主动准备的一切就绪，则不管敌人是否来攻，概自五月初采取攻势，以快速奔袭，突破各自当面之敌阵地。

（三）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迂回突进。

同时，以机动兵团向纵深的沘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向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

为呼应军的作战，在信阳方面应尽力用佯攻牵制敌军。

（四）军在完成作战目的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的态势，整顿警备的最前线。有关细节随后规定，但必须确保随县一带。

（五）对军的全面意图要尽量保守秘密，并且应采取一切佯攻、宣传、迷惑等手段，以期扩大会战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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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回忆文作者曾为著名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