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正当阳澄湖畔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之际，素来大刀阔斧的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谭震林，忽然一反常态变得缄默起来。

一个事关部队转型建设的大计，在这位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任红十二军政委和福建军区司令员的战将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六团团长叶飞，奉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命令，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名义东进苏南，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部队猛增到5000多人。

当年10月，“江抗”与丹阳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江抗”北渡前，在阳澄湖留下一批伤病员，其中有开国中将刘飞和开国少将黄烽等红军骨干。

1939年11月6日，秋风萧瑟时节，陈毅命阳澄湖后方医院新四军伤病员重建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并安排肺部嵌有敌人子弹的刘飞赴上海治疗。

夏光任司令员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史称“新江抗”）应运而生，芦荡火种呈燎原之势。

也就在此时，林欣儿奉陈毅令率领一支队二团三营组成苏南抗日支队，前往苏南开辟游击根据地。

翌年3月，谭震林主政东路地区，“新江抗”改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与常熟抗日武装整编为3个支队，林欣儿就是其中的一支。

这位新任司令员兼政委雄心勃勃提出，尽快将部队扩充到100个连，打造一支上万人枪的雄师劲旅，“新江抗”再度发展到5000多人。

怎样给以农民为主体、以抗日游杂武装为补充的水乡新锐加钢淬火？谭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

他认为，这座有3次工人武装起义光荣传统的城市，产业工人数量占全国一半。改善部队成分，高起点培养干部，都需要从上海补充新鲜血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失时机组织工人、学生和店员参加新四军。

然而，从上海向苏南根据地输送兵员，新兵需乘火车到昆山或苏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都要接受盘踞京沪铁路的日伪军检查，风险极大。

“不能咱们炒豆，让上海地下党炸锅！如果为给根据地输送兵员危及上海地下党安全，那就得不偿失，我们会愧疚一辈子！”

谭震林对林欣儿如是说。

林欣儿望着这位大哥般的领导，坚定地表示：“谭司令，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谭震林经过缜密思考，决意改弦更张，另辟蹊径。

1940年7月的一天，谭震林找到林欣儿说：“5月4日，毛主席指示我们，今年从江、浙两省敌后扩大抗日武装十万人枪。我想在江南创造十万产业军，建成一支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部队。过去部队补充上海兵员，主要靠地下党跨越敌占区向根据地输送。这种做法不符合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十分危险，也很难持久。今后，我们要主动承担扩军任务。”

林欣儿眉峰一挑，会意地问：“老板的决心是，不再由上海地下党输送新兵，我们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伪鼻子底下去扩军？”

谭震林点点头，一副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模样。

在新四军部队，人们习惯称谭震林为“谭老板”，盖因他从茅山新四军军部赴任苏南东路地区时，为过境敌占区安全计，率一众人马戴礼帽、着长衫、穿皮鞋，大老板派头十足。毛主席闻之遂戏称他“谭老板”。

不料这一雅号不胫而走，传遍共产党高层和新四军。

谭震林看着林欣儿那张美丽脸庞上炯炯有神的眼睛，话语中充满信任和期待：“到上海去扩军，大量吸收工人、学生和贫民，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招。此事事关重大，需要派得力干部上第一线，你在大城市呆过，这次能不能亲自出马？”

林欣儿建议先派一个小组试扩，得到谭震林首肯。

林欣儿向二支队司令员陈挺和总支书记、组织股股长黄烽传达了谭震林指示。

陈挺1932年参加闽东蓝田暴动，曾任闽东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和新四军老六团营长，是陈毅给“新江抗”派来的红军骨干。

鉴于沦陷后的上海已成“孤岛”，纵队经研究决定，先派青年干事陈浩、二连文化干事叶时两个上海子弟赴沪试扩，蹚出路子。

陈浩和叶时重返沦陷3年之久的上海，深受日伪蹂躏和战火摧残之苦的市民正大量流落街头，满怀痛苦和仇恨的青年人在寻觅出路和归宿。

而“江抗”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火烧虹桥机场等威震江南的壮举，使很多失业工人、青年学生和贫苦店员始则惊喜，继而心向往之。

两人深入饱尝国耻家痛的社会底层群体燃灯播火，经半个月紧张而有成效的工作，成功扩军20多人，并且安全带往根据地。

谭震林获悉陈浩、叶时满载而归，高兴地对林欣儿说：“这次试扩成功，为打开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自行组织力量到上海招兵买马。”

谭震林分析了赴沪扩军的环境和条件，说：“目前，日伪对上海控制很严，虎口夺宝风险大。有利条件是，上海人民对日伪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人民中威望很高，官兵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部队距上海也近。”

谭震林提出了上海扩军的基本原则，要求扩军人员不惊动上海地下党，稳扎稳打，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积极稳妥展开。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是阳澄湖后方医院职务最高的伤病员，陈毅安排赴上海疗伤归队后任“新江抗”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他主动找到二支队二营教导员张梦莹，问她在上海有什么关系？张梦莹说，当年参加过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后在难民收容所干过，能找到一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