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1日午夜，阴谋的气息在暗夜中弥散。凌晨3点半，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陆续召集他们控制之下的使馆、领事馆、华北交通、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的相关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时任日军第一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会上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

石井四郎的另一个身份，是原关东军731部队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

那个夜晚的更多细节已经湮没在半个多世纪的烟尘里，被记录下来的只有一份简短的会议报告记录。

石井四郎描述了华北地区北平、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也就是霍乱——的状况，“19、20两日内发生11名（其中死亡6名）新患者，由此计算，自发生虎列拉以来的总患者总计达到188名（其中死亡126名）”。

石井四郎继而发布了六项必须从8月23日开始实施的《华北防疫强化对策规定》，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在发生霍乱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向外运输。

山东地方史研究者崔维志分析，这份报告所使用的其实是“隐词”，隐藏着日军一个惨无人道的屠杀阴谋——“加强防疫华北虎列拉的意思，其实正是实施鲁西细菌战”。

那些禁止通行的区域，比如“禁止在石门—新乡（不在内）、石门—德县、济南—德县（不在内）之间的各站及北平、张家口、大同、包头、怀来各站乘车;石门—新乡，大同（沿着铁道线的道路以南）、卫河以西的汽车禁止通行;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阳河、南运河、卫河的航行。”

崔维志说，“其实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有可能蔓延的区域。”这份午夜的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果然，石井四郎作这个报告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作战阴谋——这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

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这次的细菌战被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59师团参谋是计划的制订者，该师团成立了“防疫本部”作为具体的指挥机关，作战时间为8～10月。

在8月21日夜晚的密谋之后，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

但整个计划如此隐秘，除了极个别人员，参战日军也被蒙蔽，指挥者只是宣称鲁西有霍乱疑似患者，为了防止感染，全军要进行防疫准备，部队进入疫区之后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卫生守则。

日军所有的参战部队都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而无辜的鲁西民众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准备。

直到死亡袭来，陷入霍乱之灾的卫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一直以为遭受到的不幸只是一场天灾。

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西北，经河北流入山东省，由馆陶、临清、德州，再向东北注入渤海湾。卫河临清至德州段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从这里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达杭州。

这里成为山东与河北两省物资交易的通路，临清也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山东省仅次于济南的繁华城市。

不仅如此，卫河流域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就驻在这里。

崔维志分析，日军选择在鲁西实施细菌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那一年山东异常的天气也为日军的阴谋提供了方便。

8月21日这个密谋夜晚是否曾经下雨，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被保留下来的史料，进入8月以来，山东的天气就有些反常。

持续几年大旱的山东西部地区普降大雨，并且一连下了十几天，卫河等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这成为密谋者石井四郎和他的上司冈村宁次期盼中的良机。

因为鲁西过境的卫河等河流河床高于西岸地面，利用汛期决堤放水，阴谋者有多重盘算，一方面是凭借洪水的泛滥迅速传播霍乱病菌，一方面还指望能够借洪水淹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卫河水位的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

崔维志说，“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西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卫河大堤被日军53旅第44大队掘开，大队长广濑利善率领60人抵达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西堤，7人负责掘堤，其余人员警戒。附近村民得知掘堤的动静，赶来哀求日军住手，都被日军打翻在地。

在村民与日军厮打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拐弯处已经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堤一泻千里，转眼间堤坝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

崔维志花了很长时间考证当年的灾难情境，“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转眼就被洪水吞噬，从村里逃出来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

驻扎在武城县官寨二十里堡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阳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被日军掘开。洪水携卷着日军投放的霍乱菌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这次细菌战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乱菌，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统计。根据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战犯竹内丰供述，仅1943年8月，参谋部就来取过三次细菌。

“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数量具体不知道，只知用玻璃制的口径约40厘米、高50厘米的圆桶装运了5桶，3次一共15桶”。

事实上，就在8月21日密谋这一天，竹内丰还在解剖室里残忍地将俘获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根据始作俑者广濑利善大队的调查，仅临清大桥决堤，就造成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中国居民死亡约3万余人。

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连广濑利善自己也承认，“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馆陶县社里堡村的幸存者，70多岁高龄的井富贵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灾难的样子。

“8月里河决口，9月里闹霍乱，半个月里大批村民死亡，记得当时全村一片哭叫声，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殡的！”

这次的灾难，使得包括鲁西、冀南24县在内的中国军民死亡数字高达42.75万人。

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事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隐瞒日军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还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12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

与会者在所谓的研讨之后，竟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

上世纪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战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在一堆史料之中。

直到1993年，山东地方革命史研究专家崔维志和他的夫人唐秀娥，为征集他们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发现了鲁西细菌战的线索，此后费劲周折，最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录及揭发材料，灾难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同样是8月21日这一天，山东版图的另一片区域，鲁南地区的故事，更适合交给枣庄市薛城区的张静波老人来回忆——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战斗记忆，和他曾经历过的绝大多数战斗年月一样，胜利的喜悦交织着失去战友的哀恸构成全部基调。

现年85岁的张静波曾经是鲁南铁道队长枪队的队长，或许鲁南铁道队这个名字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那么换个称呼——铁道游击队——是不是可以唤起更多熟悉的记忆？

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铁道游击队》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原型和曲折的情节其实全部来源于真实，是作者刘知侠先后两次深入鲁南铁道队，与战士们朝夕相处得来的革命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