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枣庄市党史办主任赵世钦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薛城区临山公园里矗立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高达33米，正面是铁道图案，碑文上铭刻了这支传奇部队的战绩——

“协同主力依靠群众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截军列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民心由此而大振”，“辟通华中山东赴延安之要道，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指战员安全过境”，被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誉之为“怀中利刃，袖中匕首”。

抗日战争以前的枣庄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盛产优质煤，交通方便，与津浦线的重镇临城（今薛城）、陇海线的赵墩，有铁路支线相接。与临沂、台儿庄和滕县有公路相连。

1938年3月枣庄沦陷，日军进驻的兵力在一个联队以上，还收罗了大批矿警、伪军及便衣特务。

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枣庄撤往抱犊崮东部山区，为即时获得枣庄敌伪情报，抽调洪振海、王志胜两名排长回到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1939年11月，洪振海领导的枣庄抗日情报站发展到8名情报员，他们将合伙从日军列车上扒下来的煤炭换成钱，作为主要基金，又自筹了部分钱款，在距枣庄火车站不到百米的陈庄办起了商号为“义合炭场”的煤炭经销部，解决了大量活动资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敌人情报。

鲁南铁道队就是在这个情报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根据铁道队第六任政委郑慎的回忆，1943年春，全大队已经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

这一年，因对敌斗争需要，鲁南铁道队的主要使命由截击敌人物资、破袭敌人交通等转为保护由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经山东至华中（其间主要穿过津浦铁路）的战略交通线。

例如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运送军用物资等。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传奇般的斗争事迹，多是围绕着为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而涌现出来的。

张静波老人还能清晰讲述1943年11月护送陈毅的故事。鲁南铁道队接到军区首长的指示，最近有重要首长过路。

杨广立、杜季伟、刘金山商量后做了分工，杨负责铁路西，其余两人负责铁路东，同时湖上也准备好了船只。

等见到之后，才知道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是路过这里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铁道队的活动范围是鲁南津浦铁路两侧，这里敌伪戒备森严，惟一比较安全的地带是微山湖。

陈毅住在湖心的一只小船上，每天划着船在湖上转一转，每当队员去看望他，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讲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并且强调说，“你们这条交通线很重要，现在有许多负责干部经过你们这里到延安去学习，去参加党的七大”。

最后离开的时候，陈毅还让警卫员把仅有的5支驳壳枪选了两把送给铁道队。

1944年冬，日军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三角部队，采用“剔抉”战术，和铁道队对抗，但也只是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

在屡遭失败之后，日军又使出软办法，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向铁道队乞求谈判，结果被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一顿，这个名牌特务只好灰溜溜的回去，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属罕见。

历经7年的坚持与抗争，鲁南铁道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8月21日的深夜密谋，引发的同样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是洪水与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是应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艰难战斗。

为了配合残忍的细菌战计划，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对冀鲁豫、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华卓然，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计划，于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

根据毛主席的游击战方针，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移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但是当时对于日军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却并不知情。

事实上1943年的山东，正是日伪军“蚕食”和八路军反“蚕食”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日伪军蚕食的重点，是清河区和鲁南区。

日军继1月用1.2万人扫荡清河区之后，又于4月22日以2万余兵力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清河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

这次扫荡历时5天，连续合围3次，并出动飞机舰艇配合作战。

4月24日，罗荣桓、黎玉向各军区发出《对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

根据山东地方史研究者统计的数据，仅1943年8月至11月，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先后与日伪作战355次，歼灭日伪军411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攻克敌据点、碉堡74座，攻入或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平、东明等6座县城，恢复、开辟部分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据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回忆，由于日军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各种毒辣手段，频繁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被分割成了若干碎块。

鲁南基本区被压缩在东西长40华里的狭窄地带，当时仅占有村庄2700余个，人口64000人，土地面积2255平方公里，日军占据的村庄却有5583个，人口280余万人，土地面积7312平方公里。

根据地南北最宽的地方十余里，窄处仅一公里，对面打枪，这边能听到清晰的枪声，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概括了一句，“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

肖华记录下他见证的艰难岁月，“艰苦沉重的战争重担，也压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了，我们住在庄子里，老乡只好用煎饼来款待，在一般群众家里，妇女们头一天晚上将糠皮、红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进水里，到鸡叫时分就爬起来推转着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灯下把它磨成稀浆，然后烙成一张张又酸又涩，难以下咽的煎饼来充饥，大清早起来，辛苦了半宿的女人面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烟熏黑了”。

在山东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一个值得记录的重要人物是刘少奇。

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

在他的努力下，山东的工作出现转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

从5月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动。

到1943年，枣庄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

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在枣庄地区流行着三种货币，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1日由北海银行总行发行）。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

1943年9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还下发了关于设立工商管理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工作的指示，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

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

肖华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于是，根据地的每座村庄都变成了抗战的坚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