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共7个师，第七师人不多地盘也小，却为何最富裕？

当年新四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师打的仗多，二师造的香烟多，三师拔的据点多，四师的骑兵多，五师占的的地方多，六师吃的苦多，七师上交的银子多。”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新四军几个师中，七师的经济状况最好，上交的经费最多。

这是为何呢？事实上七师的人数并不多，驻地皖江抗日根据地范围也不大，为何能上交最多的经费呢？

这里面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的功劳最大。

叶进明，浙江余姚人，17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曾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1937年12月新四军成立时，他就参与了筹建工作，后来担任了新四军总兵站站长。

皖南事变后，兵站改为供给部，他又担任副部长，一直负责财政和供给工作。

1944年12月，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找到了叶进明，安排他前往七师为军部解决物资和经费问题。

新四军一共七个师，为何单单挑选七师呢？

原来虽然一师地处苏中粮仓，但那里日伪势力强大，还有不少顽军，几乎是个兵窝子，老百姓的粮食往往不到成熟就被抢光。

三师地处苏北，东临黄海，靠海的几个县都是盐碱地，年年减产，老百姓粮食不够吃。

另外几个师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就更差了，因此军部决定，将七师的驻地巢湖、无为、芜湖等地设为筹粮筹款的重点。

这一带自然环境好，风调雨顺，称得上是鱼米之乡，并且这里日伪势力相对其他根据地来说较弱，便于开展工作。

巢湖、无为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而且自古就是屯粮要地。

三国时期孙权建都金陵后，首先派兵控制这里的粮食；唐末天下大乱，也是首先抢占这里；到了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作战，在这里存够了足够三年的粮草。

到了近代，太平军攻打南京，途径此地休整征粮；后来清军镇压太平军，也是首先控制这里，卡断了太平军的粮道。

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也经常派兵在这里收集粮食。

叶进明知道自己的任务很重，不但要收集粮食，还要将粮食换成钱款和军需物资。

但叶进明并没提什么困难，第2天就带着五六个助手，在警卫部队护送下，辗转500里到了七师师部驻地无为团山。

叶进明到了之后，了解到七师并不缺粮食，难题是如何把粮食变成钱和军需物资。

虽然附近汤沟镇贸易发达，伪军也不敢严查新四军暗中卖粮，但是这样小打小闹速度太慢，而且很难买到军需物资。

在七师首长介绍完当地情况后，叶进明知道不能蛮干，利用当地汉奸汪子东的身份做掩护，利用他替新四军“做买卖”，是个不错的选择。

汪子东，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和同为绍兴的汪精卫搭上了老乡关系，论起辈分两人的太爷爷之前还是拜把子兄弟。

汪子东留学日本，学的是经商专业，又会一口流利日语，而汪精卫的伪政府刚成立，急需用人，就任命他为商业部粮食科副科长兼芜湖军粮收购站站长。

汪子东到芜湖后如鱼得水，同当地日伪、国民党混的很熟，不但办起了公司和商铺，还建了汪公馆。

汪子东虽然做了汉奸，但风评不算太恶，属于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叶进明到达后，恰逢汪子东母亲刚刚过世，正好可以借吊唁的机会混进汪公馆和他见上一面，希望能在其身上打开缺口。

汪子东办丧事的第3天上午，叶进明一行几人来到汪公馆，送上一担礼品和50块银元，然后以汪子东堂兄汪子安的名义，前往灵堂上香。

汪子东正疑惑从没见过这位堂兄，就被一支枪顶住了脑袋，这时才明白来的是新四军。

叶进明开门见山表明了来意：“此次登门只是想拉你一把，眼下苏联红军要攻打柏林，日寇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已成定局。你考虑过没有，日本投降后你怎么办？我劝你此时不要再为日本人卖命了，要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前途。我们并非要你的脑袋，也不会让你为难，只是想和你做生意，让你成为我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我们当然不会让你吃亏，可以让你的生意越做越大。”

汪子东被枪顶着脑袋，毫无办法，又听说新四军只想和自己做生意，只能说怎么安排他就照办。

叶进明见汪子东还算老实，就和他约定第二天晚上11时，在南街大河沿见面，商谈用粮食换银元和军用物资的具体条款。

哪知道第二天晚上叶进明一行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到汪子东的身影，等到最后才来了一个汪子东的信使。

信上说“自己虽然遭人唾骂，但毕竟享尽了荣华富贵，新四军虽然正义在手，但是风餐露宿苦不堪言。自己不敢和新四军做生意，一旦让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叶进明这才发现，汪子东虽然不算是铁杆汉奸，却也没这么容易就范，想让他乖乖和新四军合作，看来还是要再加把劲儿。

第二天一早，一艘大轮船拖着载满大米的10只木船，在前往芜湖的江面上被炸了，押运大米的伪军全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附近下乡买粮抢粮的伪军，也中了新四军的埋伏，所有大米都被新四军截获。

这不算完，汤沟镇连续两天晚上枪声四起；汪公馆门口的石狮子也被炸得缺头少腿；汪公馆的电话线也被切断，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新四军还用武力封锁了江面和路口，连续三天不让一粒粮食进入汪公馆，更不让一粒粮食流出汤沟镇。

这下汪子东算是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第四天他终于坐不住了，不得不派副官与警卫团副团长前往七师，认罪求和。

这次汪子东不敢再耍任何花样，同新四军达成了协议，替新四军采办三类物资。

第一类是军火：20吨炸药、5万支雷管、50挺机枪、40门迫击炮、20部无线电发报机。

第二类为金属材料：5吨钢材、3吨铜、5部车床。

第三类为工业日用品：20吨盐、100箱火柴、30箱干电池、50箱西药。

新四军则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粮食占70%，山货占30%。就这样，汪子东成为了新四军的“地下供给部长”。

另外叶进明还打着汪子东的牌子，在芜湖开设了“利德杂粮部”，由汪子东担任名誉经理，七师的地下党员汪仑任副经理。

巧的是杂粮部成立后，上海的日军第13军得到这个消息，也想在芜湖筹粮运回日本，还派了一个中佐来任副经理。

就这样杂粮部三个正副经理，一个代表汪伪，一个代表新四军，一个代表日军，好在平时汪子东和日军中佐都不来，实际负责的是新四军的汪仑。

这个店被汪仑经营得红红火火，每天的盈利相当于10根金条，汪仑擅长做账，每月都能抽出25根金条派人送回师部。

而汤沟镇在新四军的经营下，生意也越做越大，到1945年2月，新开的米行增加到10家、盐铺20多家、木柴店15家、煤炭店18家等等。

这些店铺老板全是七师派来的干部，整个汤沟镇的商铺几乎全是新四军的。

更加神奇的是，叶进明为了将各种军需物资运回新四军军部，还利用汪子东的关系，在南京、芜湖、镇江、扬州等地建立军需物资转运站。

这些转运站表面上挂着汪子东的牌子，自由进出日本的金融机关，购买各种军用物资，然后光明正大地将这些东西运回新四军军部。

汪子东之所以这么配合，其实也有他的原因：

第一，通过首次教训，他知道新四军的厉害，不配合新四军的工作就是自讨苦吃。

第二，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发现新四军办事公平合理，自己也不吃亏，而且风险也不大，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三，他心里也明白，日军已是日薄西山，抗战胜利已成定局，他也在为自己找条后路。

叶进明到达七师后，迅速解决了新四军的经费问题，其功劳得到了首长的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叶进明还是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等。

而汪子东则在抗战胜利后，举家搬迁去了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叶进明还一直有书信来往。

改革开放之后，汪子东回国来到上海，时隔几十年后与叶进明重新相聚，叶进明对他抗战时的表现表示感谢。

汪子东却说：“我要感谢新四军，是新四军让我过上了一段有意义的日子，与新四军合作的那段日子是最值得我晚年回忆的好时光。”

除了叶进明，还有一个蔡辉。

蔡辉（1913－1952），又名蔡志伦、蔡悲鸿，农民家庭出身，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新港乡人。

蔡辉年幼时，在家乡和川沙读小学，1927年进入黄渡师范学校。因闹学潮被开除，后转入上海吴淞中学。

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蔡辉考取新陆师范学校插班生，继续读书，并从事学生运动。

1932年，蔡辉于新陆师范毕业后，担任川沙县民众文化教育馆馆长，因搞革命活动，不久被免职，遂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于193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4年蔡辉回本县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但不久被迫解散。

1936年，蔡辉在上海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而被法租界逮捕，判刑1年，抗日战争前夕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