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蔡辉在浦东从事抗日活动，成立“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并任团长。

1938年，蔡辉又在奉贤县筹建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自任团长。因处境困难，自卫团只存在两三个月便自行解散。

1940年，蔡辉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的财经处处长，兼任沙洲县长。

期间，他领导反对日军经济封锁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1年，蔡辉撤到苏北后，担任新四军六师后方办事处主任。

1942年秋，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1945年2月，新四军七师的皖江贸易局改为“大成贸易公司”，蔡辉任经理。

他为解决新四军和根据地所需的医药器材、药品而忘我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后，大成公司奉命北撤到山东。

1948年8月，胶东解放，大成公司宣告结束，蔡辉转任山东省政策研究所主任。

全国解放后，蔡辉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委办公室主任。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蔡辉被审查，并于1952年1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39岁。

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上海市委给蔡辉复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蔡辉和叶进明与七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新四军第七师的的建立和发展，皖中抗日根据地（后称皖江抗日根据地）所需之行政费用、武器装备、穿衣吃饭等支出，也都与日俱增。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1943年初，皖江行政公署财经处成立，叶进明兼任处长。

其后，军部又委派原在苏南地区江抗总办事处任财经处长的蔡辉来皖江任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兼皖江货物管理总局局长。

1943年4月皖江货物管理总局易名为皖江贸易管理总局，总局局长仍由蔡辉兼任。

为搞活经济流通，加强根据地对外联系，1943年4月，在行政公署财经处和师部供给部的大力支持下，总局在汤家沟镇的万字会内兴办了“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商行总经理，还聘请了爱国人士唐晓光的岳父沈益民任经理。

为了取得反封锁的新突破，蔡辉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结识了江苏省旅芜民船同业公司会会长杨大炎。

蔡辉主动向杨大炎发出邀请，在杨来汤家沟期间，我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予以启发，争取他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

杨耳闻目睹我根据地情况，颇受启迪，表示愿意为我根据地出力。

经磋商，他答应愿和我们合作搞运输。我方也向他表示，倘若遇到日伪刁难，可来我根据地工作或继续经商。条件是二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二百斤大米换一匹（合100尺）“龙头细布”。

杨回到芜湖后，当即联络了一批盐商，把他们收购的食盐约二万担和从周云海处易进棉布约500匹运来汤家沟，我方也如约以粮食等物资相付。

食盐全交给我“利民号”按“官价”出售，棉布亦及时送往七师师部作军用。

后来，从杨大炎口中得知，曾一度担任过芜湖维持会会长的汪子东有新的“苦恼”。

汪在1944年时，在专为汪伪政权采购军粮的机构“总力社芜湖分社”中任社长。由于我方严格控制粮食的流向，日伪军又多次向他施加压力，他正为采购任务难以完成而焦虑不安。

为此，他央求杨大炎，想与我根据地“以物易物”。蔡辉摸准这一情报后，及时向上级作了请示。

七师敌工部部长段洛夫、临江联络站站长吴锦章和总金库副主任谭伟等人，在皖江区党委指示下，作了周密的研究，并决定由蔡、段、吴三人在二坝附近中路约见汪子东。

汪在杨大炎、周云祥陪同下与蔡辉等密谈。当时，汪子东迫于压力，要急于“交差”，我方也急需军用物资，好打击日伪。

我方对汪的举动有所戒备但仍保持贸易，结果汪首次为我方偷偷运来了一批西药和布匹，我方以大米和黄豆交付。就这样，双方又连做了几笔大“交易”。

驻芜湖日本人楠木，以“总力社驻芜湖分社高级顾问”的身份常和汪子东在一起。

有一次，汪子东派人给我方送信，说他准备邀请楠木同访汤家沟，条件是必须做到绝密。

“总局”经请示后，区党委和行署同意安排这次接触，并指示要提高警惕，在摸清对方意图后再作具体行动。

蔡辉、段洛夫二人先作了周密安排，才将汪子东和楠木接到中路。

接触之后，我方对楠木的态度作了认真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日伪军中身居要职，位置显赫，这不能不引起我方的警惕；但他能冒着风险来我根据地，已表明对侵华战争的厌倦，这确实是极其可贵的。

为此，蔡辉、段洛夫等人决定，继续保持和楠木的接触，进一步观察他的行动。

从楠木与我方接触后，他不时为我方提供一些情报。

1945年正月初二的拂晓，日军向我无为东乡发动“扫荡”。“总局”的干部王渔、朱革等五人不幸被俘。

蔡辉当即找到楠木，要他迅速设法营救，并由楠木亲自出面，一口咬定这五个是日军“登陆部队的雇员”，还以本人名义担保，使五个全部获释。

在长期艰苦的军需物资采购工作中，由于区党委和行署的高度重视，有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出色的工作与领导，我们的采购人员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第7师的根据地皖江地区包含了芜湖、安庆、池州等地，从明末以来便是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地缘政治上而言皖江地区的位置非常优越。

当然第7师成立最初，新四军军部对他们的定位是“战略机动部队”，是“插在华中日军心脏地带的刺刀”，并且专门任命擅于打硬仗的张鼎臣为第7师师长。

不过由于新四军军部后来的人事变化，张鼎臣被留在军部协助指挥整个新四军的作战，并未到第7师上任。

而军部后来考虑第7师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对第7师的定位有所调整，从准备打硬仗的“刺刀”转变为新四军的“经济印钞机”和军事情报中心之一。

在抗战初期（1937年-1940年12月），国民党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总额不足220万元（法币），皖南事变之后更是直接不给了。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第7师到底有多富呢？

咱们先从新四军第7师的后勤和装备上来看。当时的第7师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足的部队。

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中，第7师的伙食标准是最高的。第7师当时士兵每月10元的标准，主食是大米，另外还发零用钱、牙膏1支、香烟3条。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非蒋介石嫡系部队里已经算是非常好的待遇了。

经军部特批，第7师的军装是整个新四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缝制，军容军貌上也最为齐整统一。

而武器装备上为清一色的全日式装备。这不仅在新四军中，更是在八路军里都是最好的装备。

光是自己富那是远远不够的。第7师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他们对新四军乃至全党全军的财政贡献都是最大的。

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到，从1942年底开始算起到1945年春这段时间里，第7师给新四军军部以及由军部再转交给第5师的款项约合5300万法币。

这笔钱按照当时的价格折算约合26万两左右的黄金。如果按照当时蒋介石军队的标准，这笔钱可以养20个甲种师一年。

这个数字再对比一下此前蒋介石给的军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到了1944年，7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不少于1.5亿元。要知道当时规定，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归地方政府，三分之一给军部，自己留下三分之一。那么第7师实际年收入很可能在4.5亿元左右。

1947年春新四军撤编后，负责清账移交的孙冶方等人回忆，当时第7师的总资产应该在1亿元以上，按照当时的价格折合黄金约50万两。

而且从1942年开始，蒋介石不再拨款给新四军，新四军军部的军费实际上大部分是由第7师承担。

第7师在抗战时期还修建了黄丝滩江堤工程。黄丝滩江堤工程从1944年2月动工，只经过三个月新堤便建成了——先后动员民工21万人，挖土44.4万方，最终修成长达15华里、高1丈9尺、顶宽2丈4尺、底宽12丈的新江防大堤。

黄丝滩工程保护了2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300多万良田免遭水灾。《解放日报》称“黄丝滩工程，不仅在皖中是史无前例的大工程，即在华中也是一件与人民生活切肤相关的大工程”。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第7师很富有，那么问题来了，第7师为什么这么富？

第7师之所以这么富，首先要归功于饶漱石。是饶漱石决定调整第7师的定位。

他到了新四军之后，认为之前对7师的定位是不合理的。第7师的根据地靠近日军心脏地区，第7师人少兵弱，如果太活跃很快就可能面临日军的重兵围剿。

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了把第7师所在的皖江根据地建设成“小上海”。中央对此很感兴趣，批复饶漱石大胆尝试。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饶漱石就开始果断尝试。他派了叶进明和蔡辉去第7师，这两个人都是新四军里搞经济的好手。

起初第7师的做法无非也是打汉奸，从汉奸手里夺取钱财，但收效一般。

蔡辉叶进明到任之后发现，当时日伪控制的大城市经济不好，敌占区货币贬值。如果大城市的商人都通过根据地做生意，只要收取合理的税赋，经费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于是第7师以盐粮和军需品为突破口，连接江浙、重庆等地，第7师对过往的货物只征收一次税。

此外新四军还对日伪地区实行全面的粮食封锁，汉奸要完成日军筹粮任务只能从第7师设立的贸易总局采购，实现了对敌占区粮食贸易的垄断。

而第7师的税率不高，军需和农业生产资料免税，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的税率低至5%，化妆品10%，奢侈品20%。这些对商人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蔡辉在汤家沟开埠通商，一天进出货船几百甚至上千艘商船，一条商船有几百吨货物。第7师的贸易税，收到手软，每天税收有几十万到上百万元。

也正是经过蔡辉、叶进明等人的经营，从1944年开始第7师和皖江根据地迎来了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