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铭第五次生病症状较轻，11月26日下午忽觉发冷，脉搏“间隙（细）”，晚上勉强赶到宿营地。

27日休息半日。

汪大铭第六次生病是12月7日，突然怕冷发烧。下午在太阳下睡了一会，没想到越睡越不舒服，到傍晚行军时发热仍未退，勉强支撑到丁家庄住宿。

综观汪大铭这六次生病，两次是由于腿上的疖子，前后间隔仅半个月，说明第一次发病时没有完全治好、养好。

六次生病，无论轻重，汪大铭都没有好好休息，主持的各项工作基本照常进行，并且与同事一起行军、开会，说明客观环境的紧迫和根据地干部的以身作则。

1942年汪大铭生病时，在江北第二师师部，拥有较为安定的环境，他先是不愿去医院，后来疖子疮口未好就着急出院。

1943年的环境更为恶劣，他表现得更加坚韧，生怕影响工作。

汪大铭出生于1919年，当时才24岁，正值青春年华，他是上海宝山人，离镇江地区不远，基本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如此频繁地生病，显然与恶劣的客观环境和极为有限的医疗条件有关。

1942年也在苏南工作的许勤回忆：她们在农民家睡地铺，三个女同志挤在一起，倒下就睡着了，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全顾不了。

第二天醒来，才感觉被咬得难受，脱下上衣捉到20余只虱子。

不久之后，许勤得了疟疾，每隔一天高烧一次，每次40多度，但仍坚持工作。

6月，许勤任茅山地委调研室调研干事。与她一起工作的来自上海的青年学生陆培学也得了疟疾。调研室主任吴宝康找关系、托朋友帮她们买奎宁药丸，由于日伪封锁无法买到。

后来领导决定让许勤和陆培学到后方医院治疗，又怕她们不服从，硬指派一个通讯员陪同前往，三人走了10里路到达后方医院。

医生确诊两人得的是疟疾，但医院里既无西药又无中药。许勤和陆培学商量，与其增加医院负担，不如回到茅山坚持工作。

后来许勤托人在金坛城里买到奎宁，治好了疟疾。

根据地普遍缺医少药，即使根据地的医院也是十分窘迫，诊断出疾病，却没有治病的药物。干部工作任务又重，普遍不愿给组织上增加负担，靠坚强忍耐硬撑的情况较多。

衣食方面，由于江南地区较为富裕，忍冻挨饿的现象较少发生。

1943年在“清乡”区内、外的征收公粮工作较为顺利，公粮由缴纳的农民原户保管或者所在保甲保管，干部士兵可以直接在农民家里吃饭，没有挨饿现象。

从汪大铭的日记看，端午节时他们还可以弄一点糯米饭吃，冬至的时候可以吃到老百姓送的糯米团子，偶尔吃到罐头樱桃，有时老乡们会请汪大铭一行吃饭，甚至有机会喝一点酒，与老乡增进感情。

江南河网密布，汪大铭的交通员老唐是打鱼出身，有时会在池塘里捉到鱼，让大家吃个大饱。

大家观看老唐在河里游刃有余地捉鱼，也是紧张生活中难得的放松时间。

1944年元旦，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有猪、羊、鱼、鸭子、花生、野味獐子等，十分丰富。

可见，即使在最紧张的反“清乡”时期，节日的庆祝仍然必不可少。

1943年12月初，句容汝山村的军被服工厂送来了棉军衣。汪大铭觉得棉军衣穿在身上不但很温暖，而且展现了革命军人的英武风姿。

以上情况表明，汪大铭等人最基本的衣食可以保证。

究其原因：一则日伪“清乡”开始后，“清乡”区内我方军政力量一再精简，客观需用减少。

二则日伪“清乡”区内我方的财经公粮政策执行较为成功。

三则江南较为富庶，一年四季均有出产，河网密布，鱼虾成群。

四则茅山地区是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所在，群众工作基础好，日伪“清乡”前新四军帮助老百姓修渠、筑坝，实行减租减息，日伪“清乡”时老百姓爱护新四军。

1944年元旦，汪大铭回首1943年，感慨道：“一年来，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残酷战斗中辗转坚持在茅山，戴月披星，出生入死，反复纠缠……有了若干进步，把自己的软弱锻炼得坚韧了，幼稚和单纯变得机智了，在惊涛骇浪中有办法而且沉着了。”

时年25岁的汪大铭写下这段话，确是肺腑之言。

这一年各方面的历练，在其日记中有详细的反映。如对自己工作的反省，细致而又生动，让人身临其境。

1943年双十节，新四军邀请国民党员和地方上层人士参加纪念会，汪大铭作为中共镇句县委代表讲话。

他认为自己的态度和语气过于严肃，使得会场空气较为紧张。等到王直代表部队讲话时，自然委婉，气氛一下有了缓和。

汪大铭认识到这一点，在日记中有所检讨，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改进，变得更“机智”“沉着”“有办法”。

汪大铭晚年写自传时，也充分肯定了青年时代在茅山的战斗历程。他忆及对茅山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极为熟悉，对地图上没有的小桥、暗坝和独户单家，也了然于胸。

晚上行军可以不用向导，半夜敲门群众能听得出他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敌情严重、远离领导的环境里，他能和各级干部、当地上层分子、年轻大学生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中共的年轻干部正是在如此险恶、紧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43年10月7日，汪大铭在日记中写道：“李士群被杀，是一个日本顾问在酒席上用毒药害死的。”此事事实上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说明新四军对于汪伪政府的情报了解可能并不及时，但对被杀原因的记录是准确的。

李士群是苏南日伪“清乡”运动的策划者和实际主持者，他被日本顾问毒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与汪伪政权内部周佛海等人之间的矛盾，也预示着日伪“清乡”运动将逐渐走向消沉。

10月18日，伪江苏省政府给汪伪行政院的呈文中承认，镇江地区的“清乡”投入兵力薄弱、防地散漫，新四军又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应对“清乡”，镇江地方治安在“清乡”运动开展半年后仍未尽妥善。

汪伪官员周毓英说：所谓“清乡”运动，费力多而收效少，“清乡”区内共产党人蒿草似地潜伏于农村。

周毓英将中共党员比喻为蒿草，强调的是其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打破了日伪“清乡”运动开始前，汪伪政府宣称的只要封锁线一筑起来，新四军就要逃走的预言。

1943年，日伪“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坚持了下来，“清乡”区外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亦能在江南一带坚持，并伺机进入日伪“清乡”区内攻打较大据点。

这一态势与苏浙皖边区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表现有一定关联。虽然1943年4月国民党军推进到两溧地区，但后续作战并不理想。

1943年5月，当国民党军仍在苏浙皖边区与新四军主力作战时，蒋介石致电顾祝同，对国民党军各级干部的精神散漫、工作敷衍与欺上瞒下予以严厉批评。

重庆方面在苏南地区活动的另一支重要部队忠义救国军，1943年则面临经费紧张、临阵倒戈、缺少统帅等问题。

1943年2月底，忠义救国军的实际领导人戴笠从重庆飞往安徽广德整理该军。

起因是1942年以后沦陷区物价上升，该军官兵13000余人的每月经费仍维持在以前的25万余元，未能增加，导致无军粮、无被服的状况，官兵生活艰难。

1942年12月，该军第五团团副贺劲生率部投敌。

1943年4月，戴笠再次致电忠义救国军的前任负责人周伟龙，强调部队自1943年1月起增加的经费再不下发的话，可能引起变乱。

戴笠威胁周伟龙，如该部发生变乱，后果由周一人承担。

此后几个月，戴笠又为促成胡宗南部下马志超由西北至江南指挥忠义救国军事，费尽心力。

1943年10月，马志超终于到达江南。此时，忠义救国军面临日军进攻，依然士气低落。

忠义救国军在江南如何提升战力与坚持的问题，显然不是更换一个主帅所能解决的。

苏南虽然十分富庶，但地域较小，可以腾挪转移的空间并不大，日伪军、新四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在此博弈多年，其实面临的困难有相似之处，如物价上涨、财政困窘。

戴笠所指出的1942年起沦陷区物价上涨问题，日伪军也需要面对。日伪“清乡”经费捉襟见肘，从事“清乡”的工作人员带60元下乡，花完后需要自己想办法，有的人穷得连皮鞋都当掉了。

所以日伪“清乡”工作人员纷纷抱怨“清乡”这件事既无钱，又要命。

新四军同样需要面对财政问题。陈毅在1943年7月指出，从上一年冬天开始，物价上涨，部队供养困难，那时新四军便通过自己搞生产运动渡过难关。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寸土必争、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谁能灵活机动，谁能勉力坚持，谁就能生存下来。

谭震林在分析反“清乡”的形势时，曾告诫部下，要像牛皮一样坚韧，“叫敌人吃不进、咬不烂、折不断”。

还提醒道：“党支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不疲倦、不间断的！”

从苏南三方势力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新四军的韧性和灵活性。

总之，在1943年镇江地区新四军的反“清乡”中，新四军主力转移出日伪“清乡”区，坚持下来的精干部队做了多方面工作，如打击日伪军、破坏竹篱笆、开展群众工作，征收的公粮不但能够保证自己的供给，甚至还可以供应新四军第十六旅部等。

从汪大铭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工作是如何具体执行的，亦可以看到像汪大铭这样的年轻干部，如何在严酷环境中，一方面依靠群众；一方面坚持苦干，变得更为坚韧、机智与沉着，进而体会中共地方干部的成长情况。

进一步言，日记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深入地观察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与士兵的作战、生活，体会他们戎马倥偬中的日常——有连夜行军、突围作战、病痛少药，也有节日美食、温暖的棉军衣，片面地强调某一个面向都是不客观的。

所谓反“清乡”，本身就是新四军与日伪军及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不断博弈的过程，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内外的苦撑与坚持，意味着日伪军“清乡”的失败，也意味着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围剿”新四军的受挫。

1944年，苏北、苏中新四军南下苏南地区，与苏南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会合后，进一步往南挺进到浙江，进入天目山区，显示出十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1943年的坚持至为重要。